現代名人勵志故事：郎咸平
一、愛生病的孩子
1956年郎咸平出生于中國臺灣桃園縣，他是家里的第三個孩子，有算命先生對郎咸平的父親國民黨空軍少將說：這個孩子活不過12歲。不祥預言的陰影，時時籠罩在這個體弱多病的孩子的頭上──扁桃體發炎、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吃各種藥片……這是郎咸平回憶童年時記憶最為深刻的一幕。
二、學校里的后進生
郎咸平小學5年級時，父親拿了一份數學模擬考試的試卷給他做，滿分100分的試卷，他辛苦做完后，只得了5分。被列為后進生的痛苦一直延續到中學。初三分班的時候，郎咸平被分到“放牛班”。“放牛班”就是不升學班，專門給后進生開的班，這個班的學生基本上都是當時社會最底層家庭的孩子。因為班里同學都沒接受過太多的家庭教育，流氓和“太保”之類的同學也多。中學時代的郎咸平，在學校幾乎是天天打架。
三、改變命運的那次作弊
郎咸平開始喜歡做學問也是從這個放牛班開始的。據他自己回憶說，“當時的理想就是準備出來先做木工學徒，再開個木工廠。”因為他媽媽學的是化工，所以在學校教化學。她在臺灣是化學界的名師，所以忙著到各地補習班教書。一個星期最多教到76個小時的課，為了養家，非常辛苦。天下所有的母親都一樣，堅強、慈愛。郎咸平的母親也很愛孩子們。正是母親的德行潛移默化影響了少年時代的郎咸平，恍惚的少年，似乎一夜之間長大，他放棄了想做木工學徒的想法，用心做學問，選擇了繼續升學念高中。
中考前3個月，郎咸平感到了念書的壓力，因為這時候念課本肯定來不及，就只好念“考前30分”，那是給考生在考前30分鐘“臨時抱佛腳”用的一種復習資料。功夫不負有心人，中考前2個月的第二次模擬考，郎咸平考了500多名，到中考前1個月的第三次模擬考，居然考到了300多名。等他參加中考時，竟然意外地考上了學校里只有300人考上的高中，就是因為這樣一次考試，完全改變了他的命運。
中學畢業后，郎咸平順利考入了臺中的東海大學讀經濟。
據郎咸平自己回憶，他能走上鉆研學問的道路，和大學時的一段境遇有關。當時東海大學經濟系的微積分課程要求很嚴。該門課總共8個學分，要念兩個學期.而且一學期得考4次月考。郎咸平第一次只考了60分，第二次月考時就想走捷徑，考試的時候作弊，抄同學的試卷，結果被老師抓到了，得了零分。“當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有一種想法，決定好好地念。我每天很用功地念到半夜二三點，當時就感覺好像哪根筋不對勁，我就不信考不過。結果一個月下來，忽然發現，我對學習產生了濃厚興趣，我也忽然發現微積分竟然也有很多樂趣，很多解不開的`題一旦解開了很有成就感。”
第三次和第四次兩次月考考下來，平均分竟達99分。郎咸平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沒有那么笨，這是他這平生第一次有這種“聰明的感覺”。熟能生巧，只要掌握了方法，一切似乎并沒有那么難，郎咸平不斷總結自己的學習方法，觸類旁通，其他科目例如經濟學也考得很好，都是90分以上。
再回憶起大學時代的他，郎咸平很感謝當年他抓作弊的老師，因為那一次改變了他的一生。
四、出國留學考托福和gre
研究所的第二年的時候，在《工商時報》做記者的同學把郎咸平介紹到了報社當金融記者。在臺灣，記者這個職業是不被年輕人當做終身的職業，通常做個兩三年就會轉業。做了兩年記者之后他開始考慮跳槽轉業，但是職場似乎總跟他作對，忙乎一陣過后，他始終未能謀得滿意的職位。無奈之下，郎咸平只有考慮出國留學了。但是他也沒時間念托福和gre，考試的時候，托福考了550分，gre考了1640分，這樣的分數是很差的。他申請了7所美國大學，只有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作了回應，而且沒有獎學金。年輕的郎咸平當時陷入了茫然，難道自己真的像老師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沒有什么前途的學生?因為這所學校是他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學校。后來他倒了美國才知道，沃頓商學院在美國是大名鼎鼎的。
五、攻讀博士學位
郎咸平在沃頓申請了商業經濟系。在東海和臺大念書時，他總覺得自己的水平不錯，但進入真正的學術殿堂后，郎咸平才發現課程太難，根本聽不懂。特別是跟經濟系博士生一起修《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課。考試出來的成績都是c。后來因為平時上課表現還不錯，從來不遲到、不早退，助教才幫了個大忙，把c改了個b-，這才得以繼續留下來。
那次考試之后，不服輸的勁頭鼓勵他發奮努力，最后，郎咸平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通過考核，此時的郎咸平才認為自己掌握了一些學習的竅門。
1985年，郎咸平在沃頓開始寫博士論文。起初，因為沒有膽量做公司財務的課題，他只想做投資學方面的論文。在他看來，自己是不可能適合做那種軟科學的，也不可能打進那個小圈圈。
郎咸平總共才花了兩年半時間就拿到了金融學博士學位。這在沃頓創校100余年的歷史上可以說是非常快的了。
六、回國發展
博士畢業后，郎咸平先后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密執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和紐約大學任教，其間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逐步奠定了自己在該領域的學術地位。
然而，異國平靜的學術生涯，在郎咸平看來又有一絲沉悶。在談到那段日子的時候，他這樣回憶當時的想法：“都快40歲的時候，發現沒有什么成就感了，因為在那邊太專業。對這個社會沒有什么貢獻，有的時候常常看到電視，看到播出中國，心里面就覺得有點酸酸的，所以一有機會的話就會想到回國。”
1994年，郎咸平抵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從此，郎咸平由一名亞洲與中國經濟的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
2000年底，郎咸平在香港立法局與眾投資銀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演繹了一場“孤膽學者舌戰世界十大投行”的壯舉，至今仍然為人津津樂道。
2001年底，郎咸平進入內地證券市場。他提出：“應當審慎地提出一個‘新監管’思維，考慮如何在大陸法系架構下，盡快融入‘辯方舉證’和‘集體訴訟’這兩項保護小股東的規則。
之后，郎咸平炮轟德隆、三叩tcl、四問海爾、七敲格林柯爾，在媒體間掀起一場“郎旋風”。褒之曰：體現了一位經濟學家的深厚學術功底和知識分子為國為民的俠義胸襟。貶之曰：不諳中國國情的“民企殺手”，只為出風頭的狂人。
郎咸平說：“我情愿往國內走，我不愿往美國走，因為在這邊你會受到重視，你的意見受到重視，你能夠為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做一些事情，雖然我只做了個開頭，提出了一些觀念，但是還是很重要。”
2004年，郎咸平48歲，他已是香港中文大學和內地長江商學院合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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