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外企的跳槽一族

　　我到北京第一天就與歐陽平（化名）取得了聯系，但到了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才見到他。

　　歐陽平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我與他約了多次，但每次都在預定見面時間的前半個小時接到他的電話：“對不起，我工作太忙了，實在抽不出時間，咱們改天吧。”

　　我改變策略，放棄上午、下午的工作時間，改在午飯期間、晚飯期間、甚至晚上九點以后。

　　“對不起，今天午飯恐怕我得跟客戶一起吃，邊吃邊談工作。”“對不起，活沒干完，我晚飯就在公司里湊合著吃了。”“對不起，今晚看來我要加班到午夜以后了。”……

　　當我們終于在西單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館見上面時，他最初同意我披露他的真實身份，但采訪結束后，他又變卦了：“文章發表時，就不要用我的真名，也不要提我公司的名稱吧。”

　　其實，歐陽平工作的那家外企，談不上是“血汗工廠”，也不屬于制造業，而是一家著名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他也不是初入行的“資淺”職員，而是一個部門的經理，薪水也不低，平均年薪超過30萬元人民幣，但他就是忙，忙得沒有“家庭”（他已婚，且有一子，但孩子基本交給父母，妻子基本交給同業競爭對手：他太太在另外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忙得沒有“業余”（法定節假日時，他的公司偶爾也會組織什么黃山游、漓江游，但他寧愿選擇在家睡覺，確切地說，是在家補覺）、忙得沒有“自我”（他覺得，他似乎把自己的時間、空間、肉體、精神一攬子賣給公司了）……

　　歐陽平最大的煩惱是“有錢沒時間花”。他特別羨慕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為他的正常工作日程是“朝九晚十二”，如果遇上為客戶IPO做審計工作，他常常凌晨二、三點才能趕回家。

　　“我覺得我們這一行就像‘圍城’，圈外的人很羨慕我們，認為外資會計師事務所名氣大，拿錢又高，但圈內的人都知道，這一行太忙，太辛苦，地位也不高，例如，在企業上市的過程中，會計師地位最低，拿錢也最低，收入高的是律師、投行。我們所許多人都想先苦幾年，掙些錢，然后跳槽或改行。”他的口吻和言辭苦澀澀的，就像他點的那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

　　“你的職業是典型的白領，你不到30歲，收入卻超過30萬，而且在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混到了部門經理這一級，跨入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中產階級行列……”我試圖安慰他。

　　“什么是中產階級？”他打斷了我，“如果從量化角度講，我應該屬于中產階級，但我理解的中產階級，是能夠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取得平衡的階層，如果你賺了很多錢，但什么生活都沒有，我覺得那不算中產階級。”

　　壓力越大，跳槽越頻？

　　程越（對不起，又是一個化名）也不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級，但他的理由是，他的收入夠不上中產階級量化的財富標準：“我算不上中產，我的老板才算。”

　　他的雇主是美國一家著名的IT公司。

　　我把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產”收入標準告訴了他。“那我的收入確實超過了這一標準的下限。”他心不在焉地說。

　　程越今年28歲，在這家美國公司做質量顧問。他的工作也很忙，所以只能在午飯期間與我見面。我們在上海徐家匯港匯廣場的一個食肆中約見，邊吃邊聊。

　　“外企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員工的歸屬感比較弱。”程越說話音量不高，我得盡量湊近他，才能在食客紛雜的交談聲和杯盞聲中分辨出他的聲音：“我的工作壓力很大。IT業不養老，我們公司的同事基本上都是我這個歲數。我們都是合同制，兩年一續。我倒不太擔心被炒魷魚，因為我工作很賣力，老板一般也不會這么做。炒魷魚對員工來說可能是件好事，可以拿一筆錢，然后換家公司繼續做。但對老板來說，更糟的是員工跳槽。”

　　程越大學畢業后剛剛工作了五年，就已經換了三份工作。“你這么年輕，跳槽就這么頻繁！”我驚訝地說。

　　“我這不算頻繁，還有比我更頻繁的呢！在外企的圈子里，據我所知，有人一年一跳，還有的人干了幾個月就換公司了。跳槽的原因很多，有人是為了更高的薪酬，有人是為了更好的職業晉升前景。”程越淡然地說。

　　國際獵頭公司的調查結果，似乎證實了程越的話。

　　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之一“美世人力資源咨詢公司”（Mercer HumanResourceConsulting）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自去年以來，中國54%的企業（多為跨國公司）表示專業員工的離職率有所上升，而42%的企業表示支持部門人員的離職率上升了；25至35歲員工的平均任職期，已從2004年的平均3至5年，降至2005年的僅1至2年，而這個年齡段的員工是跨國公司的主要爭奪對象；結果，更替員工的平均成本達到了員工年薪的25%至50%，而考慮到招聘機構費用、面試時間以及職位空缺期間減少的銷售額，雇主面臨的成本可能超過資深員工年薪的兩倍。

　　秦信陽（化名）也換了三份工作，一份國企，兩份外企，不同的是，他在如今效勞的這家德國公司重慶分公司干了六年，而且目前沒有再跳槽的打算，原因大概是：他早已過了跨國公司爭奪的熱門人才的年齡上限──35歲。

　　對不起，我不得不再次使用化名。這次去中國采訪中產階級，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采訪對象，竟然主要來自理應比較自由、寬松的西方在華企業。原因何在，我至今仍然沒有完全想透。

　　我采訪秦信陽的那一天，是個星期六，他在家休息，但他的神態和口氣，仍然透著難以掩飾的疲憊：“我工作壓力大，不是一般的大，非常大。”

　　不過，秦信陽感受到的壓力，并不像歐陽平那樣來自超時工作，而是來自中國國內同業對手的競爭。“我負責公司在中國西南、華中地區的產品銷售，但現在生意很難做，中國國內企業以非常低的成本和非常低的價格，與我們搶生意，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老板的感受到的壓力也很大，但他把壓力又轉嫁到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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