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職時我像一只被投遞的包裹

　　2004年6月的一天，氣溫28～34攝氏度。深圳火車站，外地民工夾雜著學生流，氣氛污濁而煩悶。可我的內心卻充滿了狂喜，因為我結束了20年的苦讀，終于畢業了。更重要的是，我即將奔赴一直向往和熱愛的職業。口袋里的派遣證和戶口遷移證預示著這樣一個事實：我就要成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連火車廣播里說“祝旅客們在深圳玩得開心”，我都覺得與往日有些不同：今后，我將不再是旅客，而是這里的主人。

　　出站，檢票，“學生票，證件。”檢票員說。

　　我慌忙去找派遣證，學校傳達，憑派遣證，畢業生可以享受最后一次半價車票，我對此深信不疑。可剛遞上證件就被扣留了，“這不符合規定，補票”。

　　理論了半天，雙方均不妥協。那個40多歲的女檢票員非說要有學校開的書面證明。派遣證難道不能證明我今年畢業，要到目標城市去報到嗎？

　　僵持了30分鐘，我撥了報社的新聞熱線，希望依靠輿論解決問題。可從7：00出站，到11：30饑腸轆轆，我也沒等到“迅速趕到”的記者。無奈，我交完補票費出站。

　　畢業后第一眼深圳的天，我是用淚眼看的。扣留、爭吵、屈辱、眼淚，這是一年后我能回憶起來的所有詞匯。

　　而這，僅僅是磨難的開始。

　　之后的日子，租房子、迷路、工作不順、缺乏娛樂的生活簡直要把我折磨瘋，我甚至開始懷疑這座我夢寐以求的城市究竟適不適合我。

　　先是借住朋友家幾天，以為找房子很容易。結果說是住一周，轉眼就住了一個月。不是我挑剔，深圳房子真難找。網上“搜房論壇”什么的，進去全是中介，看房就要交幾百。托朋友找的，地段又總不滿意。單位周圍，市中心地帶，租了就只能每天吃粥。

　　7月底，為避免遭到被朋友禮貌驅逐的命運，我搬了出來，住到一個大學同學租的房子里。一室一廳，她媽媽也在。收拾屋子的那種客氣讓我明白，在這里我最多只能住三天。那幾天，我逢人就問，有沒有住的地方，有沒有合適的房源。平時走路不長眼睛的我，也開始留意路邊的電線桿和墻壁，因為那里通常有租房小廣告。

　　清楚地記得那日同學聚會，了解到我的慘境，一男生主動提出有宿舍可以提供幾個月。幾個月！對我來說是多么誘人的字眼。據好友說，那天我從萎靡不振到兩眼放光，只用了幾秒鐘。

　　安身之所暫時解決之后，便是生存與發展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迷路。盡管每天包里裝著地圖，但憑我不知道東南西北、不懂得地理坐標的水平，它的價值只能是口頭問路之后的輔助產品。我最丟人的記錄是，有一次想要穿過地下通道到馬路斜對面，足足用了半個小時。

　　接著是工作問題。初到新單位的我，總渴望別人用父母對待女兒的耐心與熱情來對待我這個剛畢業的學生。畢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國人的美德。可如今，擁有這個美德的同志越來越鳳毛麟角。

　　在某次匆匆忙忙完成任務，被領導一頓臭批之后，我的幻想徹底破滅，開始認識到殘酷的現實。無論工作多么艱難，都要盡最大努力完成。

　　8月的一天，為了趕一項工作，我錯過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車。由于住得遠，半夜打車不安全，我硬是在辦公室里坐了一夜，哭了半夜。想著媽媽的話：“一個女孩子，在外面打拼多辛苦，不如回家來，有父母照應著。”當時被我認為“極沒出息”的話，如今看來，是如此溫暖。

　　最后是娛樂問題。在學校讀書的時候，那座城市無論是繁華地還是小角落，我都光臨過。我知道凱威啤酒屋的自助餐很不錯、石燒的咖啡頗地道；知道金利保齡球館的球道很標準、江灘影院的音效是頂級；知道新民眾樂園的衣服很另類，江漢路的小飾品很便宜。總之，一切都是我所熟悉和游刃有余的，我認為自己屬于那座城市，盡管那里只是我戶口和檔案的暫時棲息地。可如今，終于來到我可能要永久居住的地方了，卻處處不順：我不知道到哪里去買衣服，不知道哪里的夜宵好吃，不知道哪里可以夠我的消費水準去打打網球、玩玩保齡。

　　連我的手機號碼，也被同事嘲笑為“不像有深圳戶口的號碼”。我聽了一臉迷茫。后來經另一同事點撥，我才明白，我的號碼更像電線桿上小廣告的號碼，免費接聽。

　　好像一下子得了“城市不適癥”，在這里，我惟一的感覺就是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