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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推動“二孩政策”的先行者
“全面兩孩”政策的推行，無疑是當代中國的一項重大“仁政”，它對中國社會倫理、經濟潛力等方面的影響將是深遠的，更是積極的。
這一政策的推出，既離不開高層的遠見和擔當，也離不開中國眾多知識分子的集體“吶喊”。在他們中間，67歲的梁中堂是最值得我們去認識的一位。
因為，他不光“吶喊”，他還用自己的人生去實踐。他曾牽頭開辟了一塊不為人知的“計生試驗田”，在“一胎化”的環境之中尋求突破，去證明中國舊有計生政策“糾錯”的必要性。這一切，只因為他對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充滿了真切關懷。
2015年10月，中國終于啟動了梁中堂多年來一直大聲疾呼的“兩孩”政策。不過，梁中堂告訴記者，“全面兩孩”不是終點，在人口政策上還有許多方面值得改進。
不為人知的二胎“試驗田”
在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從高層到販夫走卒，中國社會最大的社會共識是擺脫貧困。在這種大背景下，一系列國家新政策出臺，奠定了中國未來30多年的經濟和社會走向。在這些政策中，公認影響最深遠的是改革開放。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另一些政策則飽受爭議，計劃生育就是如此。“現在來看，計劃生育這個政策不存在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這樣的討論價值。”67歲的梁中堂語氣堅定，聲音充滿了力量，像一位40多歲的壯年之人。
梁中堂現任上海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是中國最早反對“人口控制論”的專家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難能可貴的“踐行者”。
在很多中產家庭、白領人士為“全面兩孩”歡呼的時候，恐怕很少人知道，在中國的山西翼城縣曾經有一塊計劃生育的“試驗田”。這塊試驗田曾一度被定為“國家秘密”，在這里，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但必須“晚婚晚育”，同時懷上兩孩有“間隔”。
正是這塊“試驗田”，證明了“兩孩”政策的合理性，為今天的“全面兩孩”政策提供了一個事實的基礎。但“試驗田”來之不易，它傾注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擔當。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肇始于1970年代末。1978年，國家第一次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要求。同年3月，“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第一次被寫入憲法。
在計劃生育逐漸成為“國策”的過程中，山西省委黨校的青年教師梁中堂經過長期調研，發現“一胎化”政策會有大問題。因為，讓中國農民普遍接受只生一胎幾乎不可能，強制流產只會增加婦女的痛苦，以及政府和人民的“摩擦”。
此外，在對部分地區的樣本分析后，他發現“一胎化”從長期來看，會對社會和經濟都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將迅速導致人口老齡化，出現“4∶2∶1”的家庭結構，形成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倒金字塔”人口年齡結構。這不但是家庭問題，更是社會和經濟問題。
顯然，梁中堂的這種判斷是對的，也是超前的。但在計劃生育成為國策的大背景下，他這些話并未引起重視。
在計劃生育寫入憲法一年后，即1979年12月，梁中堂針對正在推行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國第二次人口科學討論會上提出“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允許生育二胎的方案。盡管提議無果，梁中堂沒有放棄，他不斷地試圖把自己的聲音向更高層傳達。
5年后的1984年春節，已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的梁中堂再次上書中央，建議試行“晚婚晚育、延長間隔”允許生育二胎的政策。
這一次沒有讓他失望。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批復，并有意選擇一兩個縣進行小范圍試驗。最后，在梁中堂的持續爭取下，翼城縣的“二胎”試點終于獲得了當時國家計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批準。
從此，翼城這個山西南部名不見經傳、盛產小麥的小縣，成為了中國的首個 “人口政策特區”。
超越計生框架看生育
在梁中堂主持下，“試驗結果”出乎意料。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20多年的超長期“試驗”中，該縣人口非但沒有暴增。相反，各個時期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于所屬的臨汾市、山西省和全國的平均水平。
1982年~2000年的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但這個“二胎試驗區”卻只增長了20.7%，人口數量從25萬人增長到30萬人。
在翼城試點之后，全國總共有13個小城市計劃試點“二胎”，大有星火燎原之勢，這讓梁中堂非常興奮。1987年，當時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翼城召開了13個試點城市的研討會，而會議內容被列為“機密”級別，嚴禁外傳。
翼城試驗證明了中國農民不會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亂生孩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成功的。但梁中堂認為，翼城試驗也是失敗的，因為一個被證明了的“真理”，卻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被承認，更無法被推廣。
1991年，有關部門再度強調了要貫徹現行的“一胎化”政策。隨后，其他試驗區被陸續取消，只有翼城一地得以保留，這和梁中堂本身的堅持，以及翼城作為首個試驗區的“特殊地位”分不開。
梁中堂并未放棄，他不斷發聲、不斷寫報告，呼吁中國的計生政策回歸到允許二胎這樣更加“人本”的道路之上。但這些努力都沒有結果，這讓他心灰意冷。2004年，梁中堂已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官至廳級。他選擇了離開，決定到上海，在一個曾經“一胎化”執行最嚴格的地方，重新開始對人口政策發展歷史的梳理。
中國的知識界開始質疑“一胎化”政策，其實只是最近幾年的事。在2010年之前，質疑者并不多。而在2000年之前，更少有人敢于和一項被寫入憲法的“基本國策”較勁。在經濟增長的狂飆之中，多數知識分子關注著“大問題”，或者現實的“經濟問題”，并不愿意在計生問題這一“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上花費唇舌與時間。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從1970年代末提出“晚婚晚育、延長間隔”的二胎政策開始，梁中堂是在以個人的力量，和這項飽受爭議的“基本國策”較勁了數十年。
不過，現在的梁中堂開始了“反思”，他的整個人口學框架正在徹底顛覆。他對《南風窗》記者說，此前，不論是上書中央領導，還是主持翼城試驗，他都是在計生政策“框架”之內進行的。而現在的他認為，應該超越這個“框架”來看問題。
“生育是人民的權利。”在全面放開“兩孩”政策推出之后，當有記者問他，如何評價這項“進步”時，他會強調生育的私人性，反對外界的過多干預。
梁中堂坦言，中國的計生政策肇始于“浩劫”之后。當時，中國太窮太弱，就業、升學乃至吃飯問題都極為嚴峻，這種嚴峻的情況給了決策者這樣一種印象，認為這些壓力都與人口太多有關，因此必須控制人口。
值得思考的是，計劃生育這項重大國策的改變，牽一發而動全身，真正要改變并不容易。十八屆五中全會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的重大調整，體現了中央高層的決斷和魄力，也回應了人民的期待和像梁中堂這樣的許多有識之士多年來的呼吁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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