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新文化運動促進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找到了前進的方向。
新思想與社團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后大量傳入中國并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于1905年被廢除。到了明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國恥情緒
191 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于11月7日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并發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并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于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2、關于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后被北京學生痛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
一戰中的工商發展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 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 ，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