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的非理性思維
大腦主要從事語言、邏輯、數學等理性思維，那么大腦的非理性思維又是怎么樣的呢?背后的成因又是什么呢?
腦子里的“快”“慢”系統
“思考，快與慢”，正如書名所提到的，卡尼曼一上來就在書中把我們的認知系統劃分為兩個部分：“系統1”反應快速、依賴直覺，幾乎不需要我們的努力就能完成任務;而“系統2”則懶惰，工作起來就需要我們集中注意力，但它也理性、精確。我們每天都在兩個系統間切換。
例如：一眼辨別兩條線段的長短只要系統1工作即可，而估算幾條線段的平均長度，則非要系統2出馬不行。記住，系統1雖然不精確，但是卻時刻待命，總能完成任務(盡管質量不敢恭維)。系統2卻常常偷懶，精力有限，除非付出主觀努力，否則很難做出點什么。
在一個著名的實驗中，科學家讓我們觀察一個打籃球的視頻。其中，穿不同隊服的人們不停地傳球;我們需要數出白色隊服的人共傳球幾次。
結果，視頻中出現了一個穿大猩猩服裝的演員，大部分人都會對他視而不見。計算傳球占用了我們的系統2，發現大猩猩這樣的任務就無法完成了。
這種差異，使我們的直覺充滿錯誤。卡尼曼和其他科學家的實驗表明：復雜而華麗的句子，讓我們覺得信息量豐富、容易信服，盡管可能它們什么都沒說;咬住一支鉛筆保持微笑的表情，看待問題立刻樂觀起來，因為大腦無法分辨自己是真的高興，還是僅僅被一根小木棍抵住了嘴角——正是認知系統的這種不可靠，以及通常我們獲得信息的不完備，讓我們更可能依賴一些簡單的辦法完成日常生活中的認知任務。
我們的“簡單”辦法
我們賴以生存的“簡單”辦法，在處理日益復雜的問題時經常暴露出毛病。例如，我們從高中高年級時開始接觸的概率，常常超越我們的常識，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似乎不喜歡它。
琳達的故事是作者最為精彩、也是爭議最多的實驗。作者給參與實驗的人一些描述：“琳達，31歲，單身，一位直率又聰明的女士，主修哲學。在學生時代，她就對歧視問題和社會公正問題較為關心，還參加了反核示威游行。”之后，作者繼續給出一系列描述：“琳達是小學老師。琳達在書店工作，她還在學瑜伽。琳達積極參與女權運動。琳達是婦女選民聯盟成員。琳達是銀行出納。琳達是保險推銷員。琳達是銀行出納，還積極參加女權運動。”好，到這里請先停一停。讀者不妨在心里對這些描述做一個排序，哪些可能性更大。記住你的答案繼續看。
和很多讀者一樣，大量參與實驗的人都將“琳達是銀行出納，還積極參加女權運動”這個描述的可能性排到了“琳達是銀行出納”之前。但是等等，按照概率論，兩件事同時發生的'概率要小于任何一件啊(實際上是兩件事獨立發生概率的乘積)。但是，因為之前對于琳達大學時生活的描述，很多人都對女權運動這件事非常看重。
對概率問題的非理性思維還常常引發公共事件，最典型的莫過于安全問題。焦慮情緒讓我們高估風險，只要想一想我們身邊那些聽起來極不可信的食品安全謠言就不難發現，盡管有些謠言到了荒唐的地步，但是因為關系到健康，我們通常喜歡采取寧可信其有的態度。
進一步，我們習慣上要通過因果聯系理解事物，結果經常把僅僅是相關的事物理解成了前因后果。更有點意思，也有點悲哀的是，小樣本經常帶來巨大的統計風險，但是我們還是喜歡夸大自己的經驗，讓身邊的世界顯得簡單而有序，忽略掉那些展現世界復雜多變的證據。而根據卡尼曼等人的研究，實在有太多的事情僅僅是因為運氣，我們卻更喜歡將他們歸因為一個我們能接受的理由。
有點諷刺的是，書中舉了一個例子，研究那些年薪極高的股票交易員，如果看他們多年的業績，就會發現，與其說他們有什么天賦或者秘訣，不如說他們只是某些年頭運氣好。長遠看來，大家的投資能力并沒有什么大的差異。卡尼曼甚至建議，對于復雜的社會問題，專家的預測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清楚了解人類理智的限度，這可能是智者最大的智慧吧。
探索人類非理性的規律
“人類的非理性”，這個題目怎么看都來自心理學領域。其實，卡尼曼最初的研究也并不是從“非理性”開始。書中，卡尼曼介紹了自己早年做的人類瞳孔在思考時大小變化的研究;更早些時候，他在以色列軍隊服役，盡管只是一位22歲的心理學本科畢業生，就在那個初生的國家協助建立了軍官甄選測試。
然而，這些研究幾乎很自然地將他逐步引入到人類認知復雜性的領域，他的關注點逐步涉及經濟學最為核心的一些概念。而且，大約正因為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們主要是心理學和數學背景，他們不受經濟學教科書的刻板影響，從另一個角度，開創了經濟學的一大研究方向。
經濟學的著名假設之一就是理性人，把人的決策行為看作遵循理性，遵循效用最大化。然而，非理性的決策實在太多了。我們不僅將金錢虛擲到一望就能知道穩賠不賺的賭局中，還經常因為擔心損失放棄天賜良機般的投資機會。舉一個讀者都感受過的例子，一套餐具有五個盤子，完好無損，另一套有六個，有一個是壞的。通常，后者的定價反而低于前者。因為壞的那個實在讓我們不舒服。而投資和賭博這件事，如果僅僅用數學模型計算博弈，恐怕和真人的操作結果大相徑庭。
卡尼曼等人發現，損失造成的痛苦，遠遠大于收益帶來的快感。損失100塊，和少賺100塊，在經濟學上有時沒有差別，對我們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體驗。一旦涉及風險，尤其是風險被強調時，我們理性的商人心靈就會偃旗息鼓，換上那個規避風險的，盡管其實是非理性的頭腦。是的，我們很少去實際算算數學期望。
效用的概念來自現代經濟學之前，伯努利提出它，無數經濟學家，不管是研究微觀經濟、決策與判斷、博弈、福利經濟學……都要面對這個讓人有點頭疼的概念。卡尼曼等人的研究把效用問題更好地與心理感受結合了起來。他們發現，不僅僅對于窮人和富人，一塊錢的效用不一樣，對于同樣一個人，在不同的判斷方式中，效用也不同。
一個有趣而又真實的例子是，股票持有者喜歡拋售賺錢的股票，而持股虧損的部分。盡管拋售可能帶來相同的現金，而且拋售虧損部分還能免稅以及降低未來風險，大家還是喜歡那個“我投資成功”的快感，盡管實際上這種快感是我們花錢(納稅)買來的。
我們都熟悉“金錢買不來幸福”這句話，但它恐怕是錯的。金錢當然能買來不少的幸福，關鍵點在于，花多少錢買多少幸福，怎么花錢買，研究這些問題不考慮人的心理狀態，僅僅靠數字本身，是不夠的。因為人的非理性，建立在理性人地基上的經濟學大廈就存在一些根本的漏洞。卡尼曼等人的工作用一系列研究，不僅證明了這種漏洞的存在，而且提示了一套方法，讓我們得以探索人類非理性的規律。記住，非理性并不是瘋狂，并不是毫無規律、隨機，而是根植于我們認知系統的一套決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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