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的評介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張帆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作者張帆，1967年出生，198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yè)學習，至1992年，先后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畢業(yè)后留校任教，現(xiàn)任副教授。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由博士論文修訂而成，基本保持論文原貌。本書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全面、系統(tǒng)、深入、細致論述元代宰相制度的學術專著。本書主要研究范圍是元王朝時期（1260——1368）的宰相制度，兼及大蒙古國時期（1206——1259）。全書采用“寓縱于橫”的結構方式，即按專題研究而非分階段研究，但在具體敘述過程中盡可能闡述其發(fā)展變化。除簡短的“前言”和“結語”外，分為七個部分：“大蒙古國時期宰相制度的萌芽”，“宰相機構和宰相的名號”，“宰相的任免”，“宰相的職權”，“宰相與其他機構、官員的關系”，“關于宰相元代相權的考察”。另外還有“征引史籍”、“主要參考論著”兩個附錄。
作者首先探討了制度“簡單而混亂”的大蒙古國時期宰相制度的萌芽，詳細論述了大斷事官、必者赤以及燕京行尚書省的職掌和演變，闡明其與元王朝宰相機構——中書省的關系。作者對元代宰相機構的設置、宰相及有關名號（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參知政事，中書令，參領中書省事，商議中書省事，平章軍國重事，等等），以及作為加官的相銜、內八府宰相諸問題進行了細密的考訂和分析，區(qū)分了宰相與擁有宰相頭銜或被稱作宰相而非宰相等復雜而混亂的情形，澄清了記載中的舛誤和研究者的誤解，確定了宰相的基本概念和范圍，廓清了研究場地，為元代宰相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者從宰相的人數(shù)、任期、選用、罷免（或改官）四個方面研究宰相的任免問題。所作統(tǒng)計諸表，考訂精審，于舊史諸表及記載之舛誤缺漏多有訂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結合民族關系、機構間的關系以及文化觀念等因素及其在政治過程重點互動，參互論證，論點深入而精辟，論證堅實而完整�！霸紫嗟穆殭唷币徽率菣嘈g的核心內容。作者從“議政權”和“施政權”兩個方面考察宰相在決策和施政過程中的權力及其行使方式。以扎實和充分的史料，緊密結合制度與運行兩個層次，具體細致地論證了元代宰相權重的現(xiàn)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偙笙壬治雠辛藲v來研究中宰相概念的含糊和混淆，精辟地將宰相的職權定義為兩個方面，即“議政權”和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成為宰相制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見�？偙蟆秲蓾h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張帆繼承了祝先生的論斷，但有所修正，以“施政權”代替“監(jiān)督百官執(zhí)行權”。“施政權”涵蓋范圍有所擴大，更能概括元代宰相制度的實際狀況。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修正，盡管其意義尚未充分顯示出來，但無論如何都會有助于豐富和深化對宰相制度的理解。第五章具體考察了宰相的僚屬，包括參議府、斷事官、左右司官、省掾、客省使、直省舍人等，探討了中書省的內部結構及運作方式。三公、樞密院、御史臺、六部和怯薛，構成了元代中央政府的基本結構框架。第六章探討了宰相與這些機構、官員的關系，論述了宰相在中央政府的'樞紐地位和運作方式。至此，作者完成了關于元代宰相制度的專題研究。第七章則從整體上考察元代相權，論述了“委任責成”的君相關系模式和“獨相制或并相制”的宰相內部關系模式，以及宰相權重的兩個表現(xiàn)和宰相權重的原因。作者得出了權術的基本結論，即“元代宰相權利相當重，在政治舞臺上通常都扮演著主要角色”，“元代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宰相政治”。作者在最后的“結語”中，向“時代愈前，相權愈重；時代愈后，相權愈輕”的傳統(tǒng)觀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戰(zhàn)，元代宰相權重的事實表明，元代無法納入這個通貫的解釋模式之中。而且元代宰相權重現(xiàn)象，也無法用歷史必然性或趨勢的模式加以解釋，“從大的歷史范圍來看，更多地體現(xiàn)了一種偶然性”。所謂“偶然性”，即在于元代雜糅蒙漢體制的特殊性。作為北方游牧民族，蒙古統(tǒng)治者的文化觀念深刻影響著元代制度，使之與傳統(tǒng)漢族王朝的典章制度“形同實異”，從而逸出了歷史學家喜愛的歷史發(fā)展趨勢之外。結論大膽而有創(chuàng)見，然而卻確確實實地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實證基礎之上。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一書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史料的搜羅和處理。作者詳盡占有原始材料，包括正史、文集、筆記、金石、方志以及域外史料，幾可謂網(wǎng)羅殆盡。于文獻不足之處，亦往往能探幽索隱，將表面上不相關的材料聯(lián)系起來，見人所未見。例如，危素《危太樸集》續(xù)集卷3《澄慧國師傳戒碑》提到“丞相廈里”，錢大昕稱“于史無所見”。作者卻檢出了《雪樓集》卷6《海云簡和尚碑》和念�！斗鹱鏆v代通載》兩條關于“廈里”的材料，確定其身份和事跡。由年代、事跡和身份的吻合，進而聯(lián)系到《元史》卷1335《鐵哥傳》所載“父野里術”，“廈里與野里術或許即為一人”。（見《元代宰相制度研究》頁9—10）僅此一端，即可概掌握史料之淹貫精熟。作者使用史料十分嚴謹，盡可能利用不同史源的材料參互較證，力求準確。精彩考證所在多有，補漏訂誤之處俯拾皆是。同時，疑以傳疑，不臆測，亦不妄斷。作者扎實的基本功，良好的國學素養(yǎng)，用功之勤，思索之精，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掠美，亦不盲從。文章質樸，無浮詞，學風純正嚴謹。作者追求文字準確簡練，固為一長。然時或失于干澀，加以過多的引文和繁瑣的考證雜乎其間，頭緒紛繁，不甚好讀，實為一短。
《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結構嚴整，論證充分有力。宏觀把握與微觀考證結合得比較好，由微觀考證達乎宏觀結論，層次分明，邏輯一貫，頗有自然流暢之感。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研究制度的過程中，不于有關制度的字面解釋，而是聯(lián)系各個時期的具體人物和實際情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此即�？偙笙壬娬{的“讀列傳作（研究）制度”之意，張帆實得其神。長期以來，往往以“君相矛盾”作為宰相制度變化的基本動因，形成了固定的解釋模式。這樣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問題，�？偙笙壬J為，這個看法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實際上，提高統(tǒng)治效率則是更為重要和穩(wěn)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以單一因素解釋的模式（或許可以稱之為“單一因素決定論”）涵蓋二千年的歷史，在具體研究中的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在研究中不拘成見，口限于任何單一因素。效率、君相關系、民族關系、政治斗爭、機構間的協(xié)調與沖突、文化沖突、制度自身的慣性等等因素，均對制度的演變產(chǎn)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作者的研究則從直接的影響因素入手，充分考慮多種因素間接與交互影響，論證犀利而豐滿，故而能夠見人所未見，發(fā)人所未發(fā)。歷史必然性或發(fā)展趨勢，往往是歷史研究與思索的一個主題。作為研究方法，撇開概念問題不談，其流弊則在于以必然性或趨勢代替具體的研究。作者自覺地避開了這個方法論上的陷井。“元承金制”，金制自然為作者所著力考察，于金代制度亦有所發(fā)明。作者著意于金元制度之繼承與變異，并將其置于元代具體歷史環(huán)境之中考察，其“形同實異”之特征則昭然若揭矣。作者的研究始終貫徹了這樣的指導思想，“特別注意從元代具體歷史環(huán)境出發(fā)、從制度的制定及主要執(zhí)行者——蒙古貴族的統(tǒng)治意識出發(fā)考慮問題”。對中書令問題，對宗室、外戚不任宰相問題，對宰相權重原因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研究，都體現(xiàn)了這樣的研究思路。對歷史趨勢的背離，是作者 獲致成功的方法論保證。
總之，《元代宰相制度研究》是一部成功的學術專著。今后，無論是研究元代甚或近代金代制度，還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都不能無視這本書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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